六

回了新疆的马史，成了个无家可归的孩子。

马史导演的父亲没有打他，老了，打不动了。大门紧闭，马史见不到他。

送给父亲的那双意大利手工皮鞋搁在门边，一段时间后再去看，落了一层的灰。

作家杨奋陪他一起敲门，依旧是敲不开。

那应该是马史一生中最抑郁的低谷期，像一碗坨掉的拉条子，又蔫又凉。

家门不得而入，事业完全没影，从一个京城崭露头角的新锐导演坯子，沦落为连不孕不育电视广告都接不到的失败者。

被人说中了，资源少机会少，处处碰壁，一头的包。

也不仅仅是资源少，很多时候甲方和他第一轮接触后，都会诧异：按照资料提供的资历履历，这不是在北京混得好好的吗，咋回新疆了呢是不是别有隐情

马史试着解释：我只是想在喜欢的地方，做喜欢的事情

甲方们耐人寻味地彼此看看，几个哈哈一打，合同也就不签了。

偶尔也有签成的合同，干完一单得罪一票人。

他太较真，拍个商业微电影都拿出冲击戛纳的劲头，不计工期不计成本，搞得制片主任人前人后地骂：x，拍个空镜还非要去一趟慕士塔格，以为自己是王家卫还是张艺谋，犯得着吗

演员也叫苦不迭：动不动就ngno good的缩写，不好，咋这么难伺候啊

最后甲方也毛了：马导，这里不是北京，要求没那么高，咱们拍的是商品，不是艺术品，你意思意思就行，片子能拍出来就行

他嘴上嗯嗯啊啊地答应，但人一坐在监视器前就魔怔，不精雕细琢不罢休。他是真喜欢拍片子，并把其认知为享受生命的美妙方式。但他那时并未意识到：在这个时代的中国，对于很多人而言，理想主义的认真，往往是一种低能的错。

对立于理想主义的是实用主义。

在实用主义者掌握资源配置权的社会里，口碑二字极重要，不遵循世俗成功法则的人不会有好口碑，一旦被定位成理想主义的怪胎，紧接着就会沦为笑柄，继而被孤立，继而沉沦水底。

总之，在乌鲁木齐不大点儿的影视圈，马史当时的口碑是：一个勺子新疆方言，傻瓜。

能力再强功力再高，也是个勺子。

我认识马史时，他蓄了一脸的胡子，已经很久没有接活儿了。

我第一次和他握手时，他眼泡浮肿，脸皱得像奶疙瘩一样，身上有一股浓郁的陈年酒糟味儿。他上下调整着胳膊的角度，晃了半天才捉住我的手。

脸凑过来，吐气如兰，他问：您是哪行发财的

我说我我我是个写书的，他说哦

过了一会儿，手又伸过来了，他问：你你是干撒的来着

这种车轱辘话，他一顿饭能说上20多回，对于一个醉鬼来说不算太多。

他那时和作家杨奋租住在乌鲁木齐七一酱园后面的一栋破旧的居民楼里，相依为命，相爱相杀，一起吃一起睡一起醉，除了新疆和电影，他那时还亡命地贪恋上了夺命大乌苏。

酒入愁肠愁更愁，满地空酒瓶，故乡新疆和那个导演梦都沉在瓶底，触手可及，却咫尺天涯。

是走是留想和爸爸通个电话，却永远是忙音他的话越来越少，越来越懒得和人交流，摇摇晃晃地站在抑郁症的边缘。曾经前途无量的导演马史，如今成了个沉默的扎巴依酒鬼。

所有人都说马史废了，除了作家杨奋。

作家杨奋拯救马史的方式很低级，他拖着马史参加各种各样的聚会各种组局，各种见人，各种聊天扯淡，上一场还在二道桥，下一场又跑到了红光山，连吃碗黑抓饭也要去趟米泉。

杨奋每天都把时间排得满满的，打死也不让马史一个人窝在家里发呆喝闷酒。

马史那时对作家杨奋很凶，嫌他烦，乱花钱，见的也净是些八竿子打不着的人，有个卵用他经常木着脸坐在饭桌的一角自斟自饮，不时白眼瞪杨奋，一个字不说。

八瓶红乌苏才能让他喝多，他喝多了才话多，脸色好似也活泛了一些，然后不停地找人握手，说车轱辘话反复问人是干吗的。

马史话一多，作家杨奋就高兴，不管多烦人都不去拦着。

不仅不拦，还助纣为虐，作家杨奋经常在马史最话痨的节点站起身，端起杯子骚情地喊：大家一起走一个。然后面朝着马史的方向一脸恳切：

我说两句话，多了不说，我想和我的兄弟说

啊

再歹歹地坚持一次理想，肚子不胀的理想

用海埋寺的力量去拼搏，把爱来白来的悲伤忘却，骚情或者不行都已经不重要。

儿子娃娃的人生总会面对各种卖沟子的讥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