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说西方人了，就是中国人，包括大明的读书人和满清的读书人，都不这么认为。

但是他们不认为曾国藩不能保持客观，而是认为曾国藩一定能证明洋教的邪恶。

广大读书人，除非真正了解西方宗教，甚至是信教的中国人，很少对洋教有好印象，这是目前的普遍现象，可以解释为一种文化团体对外来文化入侵的一种应激性心理反应。

历史上，当天津教案爆发之后，清廷同样是让曾国藩出面解决。曾国藩是一个把诚作为信仰的人，这是他的修养，所以他去调查的时候，追求的是客观事实，调查的结果并没有让广大读书人如愿，他经过调查认定，教堂里并没有人们谣传的洋人挖人心肝之类的情况，传闻中放小孩眼睛的陶罐里，放的不过是洋人泡的蒜头而已。

曾国藩的调查结果是事实，但是却不符合中国人的认知，结果天下人反曾，曾国藩在天下人的咒骂中，第二年悻悻离世。

研究外交史，就不可能绕过西方宗教在中国的传播史，不能绕开因为教案引发的相关历史事件。

朱敬伦太清楚曾国藩因为调查教案一事，名誉扫地，至少在当时被读书人咒骂。

明明知道曾国藩去调查这件事没有好结果，朱敬伦还是要去做，原因很简单，因为曾国藩是罪和斯的人。

历史上清廷之所以选择曾国藩去处理，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曾国藩是当时天下第一大儒，平定太平天国保卫中华礼仪人伦的巨大光环套在曾国藩头上，让曾国藩成为一个最接近圣人的人。

国家出现圣人不是坏事，可问题是这个圣人如果是一个活人的话，就会让人尴尬了，尤其是对皇权，面对这种活的圣人，你用他吧，无法控制他，不用他吧，又交代不过去，总之这样的人在任何时代出现，都会给皇权造成非常大的现实困扰。

所以满清让曾国藩去做这件事，因为这种事非常麻烦，牵扯到了群体性的不理智，谁都清楚沾上这种事就不可能全身而退，哪怕是曾国藩沾上，也得惹一身腥，一个毫无污点的曾国藩清廷不敢用又不能不用，但如果有了污点的曾国藩，那就可以放心用了，因为这样的曾国藩就不在是圣人，只是一个能力很强的人才。

朱敬伦其实也遇到了跟慈禧和奕欣一样的问题，曾国藩的威望太高了，高到了让朱敬伦不能忽视的地步。他不是一个嫉贤妒能的人，他并不担心国家出现精神感召力超越他的人，尽管那样会带来麻烦。

他之所以觉得曾国藩是一个麻烦，不是因为曾国藩的号召力太强，关键是曾国藩的号召力跟他的想法不一致，曾国藩用他的号召力挡了朱敬伦的路。

这个历史上，曾国藩的威望比之原本的历史有过之而无不及，原本的历史上，曾国藩主要的功绩是保卫了儒教，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这个历史上，保卫名教这份功劳只有一半，但是曾国藩却通过在大明推广儒教，在各地广建孔庙，让他在士大夫心中的地位比原来应有的威望一点不差，三年来，曾国藩在大明境内已经假设了五万所孔庙，每个孔庙中都设有一座大小不一的学堂，有一个老夫子教授学生礼义廉耻，现在曾国藩的信徒已经不计其数，他们已经公然喊出了要让人人“懂礼仪知廉耻做君子”的口号了。

曾国藩将隐藏在大明传统社会基层的那种传统儒教力量给彻底激发了出来，已经形成了一股难以扑灭的熊熊烈焰，如果仅仅是办学，哪怕因此曾国藩的威望升上了天，哪怕读书人把他当成一个当世孔子，朱敬伦也不在乎，可问题是，曾国藩发起建立的学堂，已经完全脱离了朱敬伦的设想，最让他难以接受的，就是这些学校不教授数学，他们是自己办的私塾，他们不接受官府派来的数学教师。

而此时在乡间的办学热情最为高涨，关键是最保守的士大夫在曾国藩这面旗帜下，抱成了一团的情况下，政府再想强行推广数学教育，恐怕会造成动荡的。

所以朱敬伦才选择了跟满清权贵一样的做法，他觉得在这个时候，打击一下曾国藩的个人威望，是很有必要的，有必要就要去做，这就是政治，至于对于曾国藩本人，那就只有抱歉了，既然曾国藩闯入了朱敬伦他们这种人的政治猎场，就要随时做好被猎杀的准备，或者拿起枪来也选择做一个猎手。

曾国藩历史上就没有选择做猎手，他选择了解散湘军，他没有造反，他想做圣贤，他不想做君王，结果他只能是一个猎物，在猎手们认为有必要的情况，随时会拿他开刀。

朱敬伦挑中曾国藩的原因，当然不止这一点，如果仅仅是打击一下曾国藩的威望的话，方法多得很，他只要还是想利用一下曾国藩的威望，既然曾国藩的威望已经阻挡了他的路，迟早都要打击的话，那么在最有利的时刻，让曾国藩的威望发挥一下效用也好。

换做任何一个人去调查这件事，最后得出的结果都可能没有公信力，但是曾国藩已经获得了儒家系统中所能获得的极限，他是全天下读书人中的楷模，是大家的模范，他调查的结果其实是让人信服的，之所以后来大家那么憎恨曾国藩，就是因为他们信服曾国藩，可正因为这种信服，让他们格外的憎恨，因为曾国藩揭露了真相，让他们难以接受的真相，换做一个人，他们不信服的情况下，反而不会如此憎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