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八年秋，天下局势风云变幻，大明王朝走到了一个关键的岔路口，向左还是向右，关系到王朝的命运。

北方，清太宗皇太极命睿亲王多尔衮为奉命大将军，饶余贝勒阿巴泰为副手，统左翼军，成亲王岳托为扬武大将军，统右翼军，安平贝勒杜度辅助，两路征明。岳托从密云北边墙子岭，毁坏长城，破边墙入边，斩杀明蓟辽总督吴阿衡。多尔衮则于九月二十八日于青山关毁边墙而入，两军在北京郊区通州会师。崇祯诏令天下兵马勤王，同时命总督宣、大、山西军务的卢象升，携宣、大、山西三总兵杨国柱、王朴、虎大威入卫京师，以卢象升督天下援兵，赐尚方剑。

西北，洪承畴总督五省军务，崇祯又令熊文灿为五省总理，加大对流民军的围剿力度。在官兵的围追堵截下，流民军接连失败，形势严峻：崇祯八年春，李自成兵败梓潼，守岷州（今甘肃岷县）、临洮，同年，在洮河一带遭洪承畴及孙传庭军袭击，败走岷州，为保存实力，李自成被迫率残部活动于川陕边境山区；与此同时，张献忠在南阳、麻城亦为左良玉军击败，负伤退谷城，熊文灿遂改围剿为招抚。刘国能、张天琳、张献忠、罗汝才等流民军首领，先后投降或就抚。从表面上看，剿寇形势一片大好，杨嗣昌“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围剿计划似乎成效显著。可是随着清军两路入寇，京师戒严，卢象升、孙传庭等名将率军勤王，西北官军减少，又给了流民军喘息之机。

崇祯也看到了这种形势，大明的国力不允许两面同时大规模用兵，到底是集中精力剿寇还是全力迎击清军，他陷入了两难的境地。虽然勤王兵马陆续从全国各地赶来，卢象升已经领着天雄军、三镇总兵以及关宁军在京郊驻守，与清军相持，大战一触即发，但崇祯还是难以下定决心，于是传召兵部尚书杨嗣昌商议。

乾清宫内，杨嗣昌侃侃而谈：“……陛下，臣以为，天下大势好比人的身体，京师是头脑，宣、蓟诸镇是肩臂，黄河以南、大江以北的中原之地是腹心。如今形势是烽火出现于肩臂之外，乘之甚急；流寇祸乱于腹心之内，中之甚深。外患固然不可图缓，内忧更不能忽视，因为它流毒于腹心，如果听任‘腹心流毒，脏腑溃痈，精血日就枯干’，徒有肩臂又有何用呢？”

崇祯觉得很有道理，点头道：“爱卿言之有理。然鞑子入寇，迫在眉睫，流寇日渐式微，两者一急一缓，又该如何抉择呢？”

杨嗣昌正色道：“陛下不可小觑流寇，眼下虽然局势有所缓和，但其如燎原之火，只要放任不管，立刻又会卷土重来。为今之计，唯有攘外必先安内，与鞑子虚以委蛇，腾出手来，集中全力平息中原群盗，方为上策。”

崇祯动容道：“爱卿的意思是，与鞑子议和？可是群臣怎么会支持，朕也开不了这个口啊……”其实杨嗣昌的建议附和他的心思，但他历来重视口碑名声，不愿承担向鞑虏求和的骂名。

“臣提出此议，已经预料到会遭群臣反对、言官弹劾。”杨嗣昌凛然道，“言官空谈误国，只知沽名钓誉，浑然不顾天下大势。陛下当以社稷为重，切勿错过剿灭群盗、平定中原的大好时机。”

崇祯踌躇道：“可是该如何筹办此事才好？”

杨嗣昌看穿了崇祯既想议和，又怕背负骂名的心思，说道：“陛下，卢建斗功勋卓著，又总督天下勤王援兵，如果他同意议和，大军只与鞑子对峙，不贸然开战，臣再命人私下与鞑子伪汗联络，则此事可成。”

崇祯听明白了杨嗣昌的意思，只要总督天下援兵的卢象升同意议和的观点，与清军维持出而不战的局面，那么事情就有操作的余地。他想了想，觉得可行，便说：“甚好，朕立刻传召卢建斗入宫觐见。另外，朕再召集群臣商议退敌之计，爱卿到时可隐晦提及此事，试试百官的反应。”

杨嗣昌大喜：“臣遵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