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唯一计较的，就是倭地环境能不能有所产出。但是随着皇帝的一个念头传出来，北地豪门自然就知道，倭地是可以经营一番的。

说到底，贞观皇帝就是最好的风向标，这世上有什么好处，别人闻不出味道来，换贞观皇帝，就未必能瞒过他的鼻子。

于是皇帝前脚刚过“天津桥”，北地豪族后脚就派出了队伍，前往朝鲜道静观其变。只要洛阳有消息，人在朝鲜道，立刻就能有所操作。

是南下还是在朝鲜道种田，怎么算都不会亏本。

更何况还有“大推恩令”在脑袋上悬着，固然可以糊弄皇帝，但难保酷吏为了表现的忠心，拿起鸡毛当令箭在他们身上刮油，那也是不可预料的事情。

于是事情就赶巧在了一起，夏粮征收之前，北地豪门大多都在寻找介入朝鲜道的门路。

不拘朝野官民，只要能插上一脚，就算是阶段性的胜利。

伴随着自上而下的且是难以抗衡的“土地兼并”，依附在皇权的新·新贵，大多不能够直接从土地上攫取利益，他们“狐假虎威”的主要收益，已经从纯粹的土地产出，转向了农副产品的二次加工，以及门类多样规模庞大的工商贸易。

这对“膏腴之地”的地头蛇，尤其是皇权能够掌控的地头蛇来说，压力空前的大。并非没有人举起反旗来对抗贞观皇帝，但无一例外，不论规模大小及地理位置，长则一年，短则一天，结局都是以失败而告终。

不管是“民心”、财力、物力、人力……中原地方豪族面对皇权，已经由平衡彻底转向了全面劣势。

而“科举”的大力坚持，又进一步瓦解了豪门对教育权知识解释权的垄断。衣服新式庄园，尤其是“皇庄”的“小农”，以及除洛阳之外富裕城市的“住户”，也就是小市民，成为了“科举”选拔的主力。

皇帝自然而然地，成为这些“科举”道路上精修之辈的“精神导师”。而又因为某条非法穿越工科狗的乱入，导致贞观朝的“科举”选材在画风上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截止贞观二十二年，“科举”道路上，受“王学”“新学”影响的青少年，在中举之后，往往会因王孝通的关系，拿到皇帝中旨御赐的“进士”证书。

含金量固然不如正牌科举进士，但是，这就是官场的合格入场券，是成为国朝中流砥柱的资格证。

这种逐渐把地方豪门在政治版图中弱化边缘化的手段，也倒逼了中原世族进行改变。倒霉一点的，比如范阳卢氏，垮台之后只能转为地下，从而在南方经济巨头那里“借壳”，是上市还是重生，就要看自身的修炼，以及那么一点点微妙的运气。

并非所有世家豪门，都能够像琅琊王氏那样，垮台之后还能通过一个女人再度迸发出打不死的生命力。

当北地豪门无法进行强化主干的时候，他们的选择并不多，在并不多的选择中，他们选择了“多点开花”“开枝散叶”的路数。自“大推恩令”通过暴力机关监督以来，北地豪门成立的氏堂多不胜数，虽然明知道将来分支必然会独走，但短期之内，也只能指望“同一个祖先”来维系。

这种“脆弱”的联系，对世家豪门而言，是相当不能够接受的。只是，李皇帝不驾崩，基本没有反攻倒算的机会。

直到朝鲜道行军总管府成立，皇帝“巡狩辽东”之后，还督建平壤宫，接着就是鲸海都督府这个江湖传说冒出来，然后又是“宣政总制院”的小道消息。真真假假，却让北地豪门看到了一个希望。

中国之内不能染指的东西，身在域外，其未可知啊